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萨科娃，就深化中斯战略伙伴关系举行会谈。今年8月底9月初，笔者作为中国高校青年代表团成员，有幸深入斯洛伐克开展政治文化交流，与包括萨科娃副总理在内的该国多位政要进行座谈。交流中，汽车产业转型与能源安全是两大主要议题。笔者切实感受到：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斯洛伐克，正面临着布鲁塞尔宏大议程与本国发展实际间的显著张力。
对斯洛伐克而言，身为欧盟成员国是其重要的身份认同。过去20年，欧盟通过结构基金、凝聚力基金等渠道向斯洛伐克投入巨额资金，覆盖了该国近1/3的基础设施升级项目，极大改善了公路、铁路等硬件条件。每当斯洛伐克内政部想要实施某项举措，也会从所有欧盟国家的最佳实践中提炼出某种混合模式。但这种“对欧盟的认同”并非毫无保留，斯洛伐克内部始终存在对欧盟议程的现实主义审视与批判性声音。不少斯洛伐克官员认为，欧盟部分政策与立法提案脱离成员国发展阶段，已成为阻碍其实际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与欧盟的张力在其核心产业层面首先凸显，斯洛伐克难以在欧盟框架内顺畅推进本国汽车产业转型。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隐形冠军，斯洛伐克2024年人均汽车产量达1.2辆，位居全球首位；汽车工业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2%，直接与间接雇用超26万名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5%。大众、起亚、斯特兰蒂斯、捷豹路虎等国际汽车巨头均在此设厂，形成相对成熟的传统燃油车产业链。然而，欧盟通过的《欧洲气候法》框架下“Fit for 55”气候一揽子计划（即“55%减排”目标）提出：到2035年，欧盟境内仅允许销售零二氧化碳排放的新乘用车与轻型商用车。这一激进目标不仅冲击了斯洛伐克的传统汽车供应链，更暴露了其短板：缺乏动力电池核心生产技术。按行业测算，电动汽车60%-70%的价值链集中于动力电池，若完全依赖进口，斯洛伐克整车制造成本将大幅上升，彻底丧失市场竞争力。
展开剩余56%欧盟的政治性决策还为斯洛伐克带来不对称的能源经济代价。欧盟的电动化转型雄心是明确的。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加速推进与俄罗斯廉价天然气的“脱钩”进程，转而在全球市场采购天然气。现实结果是，这些天然气的价格“不再是10年前的便宜货”。2024年欧洲天然气基准价（TTF）较2014年上涨超3倍。高昂的能源成本不再是一个周期性的市场波动，而是一个已被欧盟自身政治决策所“内化”的、永久性的结构性成本。不同于德国、西班牙等沿海国家拥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议价自主权，地处“能源管道尽头”的斯洛伐克，在切断对俄依赖后，只能依赖奥地利、匈牙利等国转供，并动用国家财政来弥补由此产生的、较中美等国更高的能源价差。过高的能源价格推高了工业运行成本，让斯洛伐克乃至欧洲的产品不再具有竞争优势。
当内部成本困境难以突破时，欧盟的应对逻辑转向外部，通过提高竞争对手成本来缓解自身压力，其中便包括酝酿对中国相关产品加征关税。一年前，欧盟委员会计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斯洛伐克在欧盟内部明确投下反对票。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公开表态：“我坚决反对与中国打贸易战，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税是不明智的，最终会对欧洲自身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中国国轩高科在斯洛伐克投资的动力电池工厂，正是中斯互利合作的典型范例，不仅为当地创造超2000个就业岗位，还为斯洛伐克汽车产业提供本土电池供应，直接缓解“欧盟减排目标”带来的转型压力。
近期，欧盟旧招重演，酝酿《工业加速器法案》，要求在欧投资企业“强制技术转让”，种种以“提升竞争力”为名的行径，实则在构筑新的贸易壁垒。欧盟贸易专员声称欢迎“真正的投资”，并将其定义为“在欧洲创造就业、实现附加值并向欧洲进行技术转移”。这种论调，无异于将正常的商业合作扭曲为单向的技术索取，暴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焦虑和不自信。此次萨科娃副总理的访华，延续了中斯友好互动的良好势头。她明确表示：“我们致力于构建基于平等条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开放贸易关系，这符合中斯双方共同利益。”
调研行程的最后一天，笔者与代表团成员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旁的餐厅，同邀请方代表国民议会民声党青年议员巴尔特克、欧洲议会议员翁德鲁什共进午餐。席间，翁德鲁什表示，“只有合作才是未来”。欧盟若能放下焦虑，尊重成员国实际需求、摒弃贸易壁垒，像中斯合作那样以平等对话、互利共赢推动绿色转型，才能真正破解自身的转型焦虑，让欧洲的绿色议程从“政治口号”落地为惠及产业与民众的实际成果。（作者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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